2019年12月09日-12月11日，手牵手刑辩律师赵本富律师为震惊金融圈，全国知名的“美的集团被骗案”资金使用方出庭无罪辩护，此案历经三天庭审，从庭前会议排非程序启动，到侦查人员出庭，经发问、质证、举证、法庭辩论。期待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附：
为何明知银行兜底属于监管违规行为，还会相信这份担保函的真实性呢？
近日，随着美的集团被骗案件的审理，其48小时被骗10亿的案件细节也不断被曝光。
2017年6月29日，美的集团对外发布公告确认下属公司在一笔规模高达10亿元的理财投资中遭遇诈骗。事后，经查证，属于美的集团的这10亿元资金被拨付到四川成都及贵州铜仁的两个用款方，金额分为7亿和3亿。
金额涉及数额庞大，但这场骗局背后的故事却十分简单。美的集团为了盘活资金，有意对外放款;一些缺乏资金的小公司有意吸纳投资;美的作为企业没有资格从事放贷业务，想要完成这笔投资则需要有金融机构作为“通道”。于是，几方关键人物一拍即合，设计出了一套投资理财方案。
一方面，华创证券与美的签订一项标的为3亿元的《华创恒丰86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同时华创证券与陆家嘴信托签署了一份陆家嘴-安泰信托合同，华创证券作为委托方，陆家嘴信托作为受托人，将3亿元资金作为信托资金放款给安泰公司。
另一方面，美的通过认购一个价值7亿元的单一资管计划投资，委托信托公司向「农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的3个「授信客户」发放委托贷款。
故事到这里还稍显平淡，精彩而又充满戏剧性的部分在于两家银行出具的“兜底书”。
2016年3月9日，美的方负责人来到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涂永忠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内，美的方负责人不仅见到了安泰公司负责人，还见到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的“潘副行长”。3月21日，美的方负责人再次来到这间办公室，并成功拿到了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签字盖章在的《兜底担保函》。不过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切只是一场“闹剧”。他们见到的“潘副行长”是由安泰公司员工假扮的、在《兜底担保函》上盖章的银行工作人员也是由安泰公司员工假扮的、盖在担保函上的印章则是造假私刻的“萝卜章”。
3月22日，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客户经理陈某的办公室里，也发生了上述一样的戏码。一只不过这次的演员换成了“黄行长”、道具换成了另一个“萝卜章”。
令人感到无语的是，受“萝卜章”所骗的远不止一家。如2014年，山东的闫某就曾利用其控制的三家公司，虚构贸易背景，伪造的某石化公司公章及法人章，与某银行济南分行、某银行泰安分行等多家银行签订三方保兑仓协议，骗取多家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票面总金额99亿余元。2008年，日本医神公司高管谎称拥有丸红公司的担保，伪造的丸红公司文件骗取了雷曼兄弟3.5亿美金。
从浅显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美的等企业的受骗归结于“贪婪”、“内鬼”或“愚蠢”，但实际上美的被骗事件中暴露出了另一个曾经切实存在过的现象——“抽屉协议”，以及一个令人略显担忧的现状——“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首先，我们来谈谈“抽屉协议”。字面意义上来看，“抽屉协议”就是双方签订后放在抽屉里，不对外公布的协议。而在银行业，其最早产生的于银行与企业的担保贷款中。当银行觉得明面上的担保条件不够，而企业为了满足银行条件，又怕公开后有损企业形象等其它不方便原因，双方就会在流程上走抵押物和系列担保措施，私下再签订一个协议作为担保事宜的补充，这个如不发生债务风险，通常不会公开，这个协议就是“抽屉协议”。
而在美的一案中，为何明知银行兜底属于监管违规行为，还会相信这份担保函的真实性呢?原因就在于当时，当事人笃信这样的“抽屉协议”是存在即合理的。好在，2017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银信通道业务作出新约束，首次提出把银行表内外资金和收益权同时纳入银信类业务的定义，对其实施穿透式监管，进一步抑制监管套利。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明令禁止了银行和信托的“抽屉协议”。
其次，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早已不是一个个案。如2014年至2017年的四年间，药明康德在理财方面的投入共计约34.66亿元;2017年全年，温氏股份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累计发生额共计人民币152亿元;除此之外2018年就有晨化股份、益丰药房、广博股份、南山铝业、隆平高科、汇金科技、南京高科、德赛西威、牧高笛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购买理财产品。
以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无可厚非，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盘活资金的作用。但现实情况是，不少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钱为募资资金。在“保本理财”已不存在、金融市场风险波动较大的现在，上市公司大规模购买理财产品真的是对股东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