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体情况与辩护工作思路
被告人作为境外诈骗集团的工作人员协办公司日常事务，2024年1月29日侦查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中，认定被告人在电信诈骗公司中担任组长及升职为公司主管一职。在初步侦查中存在多个同案被羁押人员的不利供述，认为在电诈集团中被告人系主要管理人员。
由检察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的起诉书中，认为我方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系犯罪集团的主犯，仅一个盘口的非法所得就高达780万余元，获利金额巨大且难以查证，涉嫌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等数罪。
在接受当事人家属委托后，承办律师赵本富进行了十余次的会见、与办案机关进行沟通、陈述案情事实。旨在对本案中被告人的作用与地位作出正确认定，为辩护工作寻找突破点。
在事实和证据均不利的情况下，赵本富律师选择罪轻辩护思路：结合事实释明被告人在犯罪集团中发挥的作用，证明当事人在集团中系从犯。基于此，赵律师开展以下工作：
（一）充分做好前期工作，经过会见、阅卷了解案情，推翻关于被告人犯罪集团主犯地位的认定
1.从在案证据分析：认定被告人为犯罪集团中的主犯的证据不足。除少数存在利益冲突的同职级人员的供述外，无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系主管人员。
2.从公司的组织框架来分析：
（1）诈骗犯罪公司下有六个部门，被告人无法联络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皆不受被告人管理，其影响力和作用甚微。
（2）与公司真正的管理层来纵向对比，真正的主犯有独立办公室，分得股息红利，有决策权。相对来说，被告人仍是受制于公司股东和高管的普通职工。
（3）与公司普通员工同事来横向对比，我方被告人的工作模式、生活水平、报酬计算均与普通员工相同，所得利益是以：“基本工资+提成”的方式，获利仅占集团诈骗所获取数额的极小部分，从侧面来证明在整个诈骗集团中被告人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均极小。
3.从被告人的工作本质性质上分析：其所处的作用是可替代的，在公司入职后又离职，多次反复且离职顺利。流动性较强，发挥作用微小。
种种证据均指向被告人应属于对犯罪集团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从犯。
（二）结合物证、书证等在案证据正确认定犯罪数额的大小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的犯罪金额达780万余元，本案承办律师对于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进行核对后发现，该数额认定无依据，被害人向平台软件充值相应的数额并不等同犯罪的违法所得，在本案中有被害人进行提现的事实，且提现数额高达600多万元，此部分不能看作犯罪所得。对于犯罪数额的辩护观点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情况，兼顾法理与情理，争取从宽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年龄较小，初次犯罪时为未成年；既往经历无犯罪，系初犯；行为表现较好，构成坦白、积极退赃；赵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以这些角度为抓手开展工作，旨在为被告人争取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在已批捕且被办案机关认定主犯的不利前提下，仍为被告人争取到了最优的方案。
在办案过程中，辩护人始终保持与办案机关的良性沟通，多次提交书面意见及当面交流案情，引发检察官对被告人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的思考，着重强调被告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从属地位。通过从宽处罚情节的强调引发检察官对案件处理社会效果的考量，引导其在法律框架内兼顾情理，实现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的统筹。
2工作突破与取得进展
在本案的审判阶段，由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仍认定被告人系犯罪集团的主犯。承办律师赵本富始终秉持不放弃的坚定信念，经过数轮坚持与沟通，我们不仅与法院进行辩护思路的沟通，同时也未放弃与检察院的交流和观点展示。
最终，使得办案机关均对我方观点予以认可和采纳：
公诉机关改变了工作思路，在审判阶段提交《变更起诉决定书》，成功将被告人认定为在共同犯罪中发挥次要作用的从犯，极大地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幅度，切实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3、办案心得与未来展望
针对现频发的跨境电信诈骗，如何准确区分被告人的作用和地位，可以在犯罪实施过程中的行为细节下功夫，如参与的时间段不同、实施的具体犯罪手段差异、涉及的诈骗金额占比等事实对比，这是后续精准辩护的基础，只有清晰界定事实，才能找准辩护的切入点。
在上述初步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事人在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判断其符合从犯特征的依据，如自身作用、参与程度、时间、获利等，明确的角色定位有助于确定合理的辩护方向，通过有力证据是构建罪轻辩护体系的关键支撑。各环节紧密配合、协同运作对于电信诈骗罪中实现从犯辩护效果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在办理相关案件中，辩护律师也要尽可能体现法律人的人文关怀与使命担当，引导行为人及其家属积极退赃退赔，争取被害人谅解，同时与办案机关就量刑问题进行充分协商，为被告人争取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实现真正的罪责刑相适应，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